【黄家袁林】云烟
【之前那篇被哈批本人不小心误删了，半夜偷摸来补个档】
【实在对不起呜呜呜呜呜呜我好喜欢之前下面的评论呜呜呜呜呜呜呜对不起之前认真评论的姐妹对不起】
【背景】1957-1960年苏联派遣专家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支援导弹事业建设，1960年苏联单方中止合作撤回专家。本文中留下的写满数据和公式的笔记本属实(笔记本来源当然是我自己写的别信)
【AU】苏联专家袁广泉＊青年工作者黄名宇
以及我居然还多写了点：
https://erwozhishiwuwuguai.lofter.com/post/1ff3759c_1c83e2159
我对他的爱仿佛只有烟花一瞬，但是我对他的怀念却是终身的。我娶了妻，有一个孩子，妻子是一个俄文老师，她的俄文有些奇怪，问及原因她有些羞窘地告诉我这是她没有去过苏联的缘故。
他是华裔，讲过的为数不多的中国话里也会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他说他爱我的时候，是苏联一行人临出发的前夜，他吻着我的嘴角，眼泪流下来浸湿了我干裂的嘴。
他的声音在黑暗里抖着，嘴唇冰凉，唇齿间只能重复着我爱你。我哭得不知道怎么回应，上气不接下气止不住喘，干燥的空气烧嗓子，噎住了我要讲的话。
早上四点，他坐上了车，汽车撵过坑坑洼洼的戈壁滩绝尘而去，我们两个就此分开，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音信。
1955年，我20岁。毕业以后老师把我拉到一旁问我想不想去给国家干大事，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这句话，头已经点了。老师眉开眼笑，颇为得意地向我炫耀：这可是个好机会，学校有老师连遗书都写好了就准备去，要不是家里有老娘要照顾自己肯定也要个名额。
我听到遗书两个字心里抖了抖，难以想象这到底是个什么大事连命都要搭上。国家培育了我，我既然答应那就必须要去。回家收拾行李，给爸妈写好信寄回去，没敢写遗书怕二老担心。等信送到了，估计我也上岗了，二老也鞭长莫及，总不能把我从单位给揪回去。
后来我坐在摇摇晃晃的卡车上，满嘴都是风灌进来的沙子，想这回别说是揪人了，爸妈往哪揪都不知道。
1955年到1957年两年，我给家里写的信没送出去过，也没收到外边来的信。我知道信都在上面压着不让出去，所以也就放肆大胆地乱写。那个我五岁时候订下的小姑娘估计早和别的男人跑了，小姑娘气性高，绝不干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就等着别人朝她低头，肯定不会等我这个几年了不去一封信的。
57年年末，我听见上面说和苏联签了份协议，有苏联专家要来大戈壁支持我们导弹建设。怪不得大兴土木地建三层小砖楼，原来不是给我们住的。文琦撇撇嘴说：“还以为要塞一楼的大领导呢。”我赶紧扯她的袖子怕她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虽然戈壁滩人少，但是这位姑奶奶再大点声，十里八乡都有人挥着锄头出来腿给打折。
这一年我22岁，被风沙打磨了快三年，从海边的一块软泥变成了一块粗糙的石头。但是文琦说我还不像个大西北的男人，像是被不小心抛到沙漠里的和亲公主。文琦翻白眼的样子很好看，每天拿着试管烧瓶的样子也很好看，很可惜的是会说话。如果她可以不说话我有点想娶她。不用笑我，这里没有多少女孩儿。加上文琦一共四个，全在实验室。好看的女孩儿就文琦一个，这话得罪过其他三个女孩，但是确实是实话。
中午吃过饭被领导叫走说要欢迎一下苏联专家，我和文琦作为这里的排面站在最前面鼓掌。苏联的专家一个个从车上下来，各个都是高鼻深目，但是基本大腹便便。文琦有气无力地鼓掌，软面条一样粘在地上，我盯着远处的狼心山瞧，看着光秃秃的山想别的事。突然文琦狠命地用胳膊肘顶我，“快，看那个，怎么还来了一个中国人。”
车上下来一个青年人，穿着灰色呢子长大衣，身材瘦高，面庞清隽。好像感受到我俩热烈的视线，他抬了一下帽子点头致意。看见他朝我笑我摸了摸头，还好还好，不算一个灰头土脸的傻小子。晚上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他说了一长串的我听不懂的俄文，最后他用中文磕磕巴巴说他的祖父从中国来西伯利亚谋生，祖父给他起了中文名字叫“袁广泉”。一长串的话我只听懂了他的名字，带着南方的水汽和西伯利亚的雪。
袁广泉在推进器设计组，我也在。我们没有说过什么话，唯一的交流是在我偷看他被抓正着时候他朝我笑笑——真是好看啊，比文琦还好看。文琦也喜欢看他，午休时候满楼找，因为他喜欢随便找个办公室把自己塞进去睡觉，这两人能碰上全靠着文琦单方面的努力。我仗着袁广泉不会说中文，在他面前放肆地嘲笑文琦：“得了吧，人家也瞧不上你，还能把你带到苏联去吗?”文琦一巴掌抽在我手背：“嘴闭上!”
袁广泉在旁边微微地笑，很艰难地表达出一个意思：“我可以听懂。”
他指了指文琦，比了一个手势表达她是一个好姑娘。又指了指我。我看见他侧着头想了一会儿，又朝我笑了一下，没有多的表示。
文琦在我身边发出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黄名宇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还不如我。”
我问文琦：“你们大西北的姑娘会在别人面前这么笑吗？”
文琦说：“会。”
我被打败了。
我看见袁广泉也笑，和他工作时候大不相同。
我们三个关系很好，但是我比文琦有优势。文琦没办法溜进袁广泉小砖楼上的房间，我却可以跟在袁广泉身边蹭吃蹭喝。那会儿还没有闹饥荒，虽然粮食是够的，但是总是粗面咸菜糙米。苏联专家们有罐头提供，甚至还有伙头兵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绿色菜，我眼馋了好久。之前我以为袁广泉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但没想到他会给我偷偷开小灶，我保证他那里的罐头有一半进了我的肚子，是我拿玉米面窝头换的，玉米面窝头已经是这里不常有的好东西了。
我最擅长给他画饼：“等我妈寄来我家乡的好吃的，我全都给你。”
袁广泉一向温柔又大度。砖楼保暖很好，里面的炭盆烧得很暖，黄色的灯光打在他清隽的脸上，那会儿我就知道什么叫眉目如画了。他很少说话，但是喜欢听我说许多，像我哥哥一样。我问他：“袁广泉，你喜欢待在这儿吗?”
他点点头。
我努力忘掉那些充满了抱怨和挖苦的信，说：“那我也喜欢。”
我又问他：“你明天要做什么?”
他递给我一个笔记本，翻开是清晰的工作大纲，他给我指了要填上数据的空白地方，示意明天的工作的数据测涮。
我拿过来笔记本收好，问他：“我能带走看吗？”
没有想到他突然笑了，从我怀里抽出本子来，翻开空白的数据，手指敲了敲我的额头，慢慢说：“你，自己。”
他指甲圆钝，指尖柔软微凉，像水滴打在额头上。
我跟姑娘似的朝他撒娇：“别啊，我不会算这个。你得教教我。”袁广泉站起身到桌子上摸出一支铅笔一张纸，拽我过去坐在床上，他盘着腿，把纸铺在腿面上写写画画，头发柔软地垂下。
我趴在他床上偏着头看他在纸上写出一串一串的数据，有时候抬头看他。他很专注，眼睛清澈又明亮，见我看他就笑。我翻了个身枕在他膝盖上，仰面问他：“你是不是不专心算，看我干什么。”
他微微低下头看着我，告诉我：“你很可爱。”
我笑得从他膝盖上滑下来，教他：“男人不能说他可爱，要说他帅。”
他无奈地耸耸肩，又按着我的肩把我翻回来，示意我继续看他计算。
计算是很枯燥的事情，我只记得那天我又困又倦，头控制不住地砸在他膝盖上，迷迷糊糊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手掌拖起我的脑袋抽出被我压住的纸，又半抱着我放在枕头上，拉好被子。我感觉到他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拿手背试了试我额头的温度，应该又和自己额头的温度做了比较，他的手第二次又探过来，我想这可能是他的母亲做过的动作。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水杯里有水，搁在床头柜离我有段距离。等我连滚带爬从他床上下来，看见他书桌上放了一小沓草稿纸清晰地写着计算过程，夹在笔记本里，在桌子上大大方方地放着。
这可是好东西。第一手的资料，苏联的领导估计是不会让我们看见。我走过去翻了翻又阖上硬质封皮，还是不让他挨骂了。我抬手用手背贴住额头，总感觉上面还留着他手背的微凉的温度。
文琦很好奇我发生了什么，怎么每天神出鬼没的。我神神秘秘地说：“学术研究。”
文琦翻了白眼：“拉倒吧，大晚上的搞什么学术研究。”
我笑眯眯摸了摸文琦的头：“你这种小脑瓜，当然想不到。”
文琦把我的手从他头上拿下来，气哼哼说：“鬼鬼祟祟，没干好事。”
我的确整晚整晚赖在袁广泉那里，他给我补课，我就蹭在他身边。从小到大很多人夸我比同龄小孩成熟，懂事，听话，乖巧，不让大人们操心。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依靠过别人，在我长大的地方，好像我的独立懂事成了必要的事情，身边的人都这样说，我就得一直这样做。
而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过去，没人从小到大地夸我成熟又独立。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坦然接受别人给我的支撑和鼓励，让自己孩子一样幼稚且顽劣。
我眷恋这转瞬即逝的放纵。
他是远航归来时温柔的港湾。
袁广泉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盆花期将近的玫瑰花，基地里的人都很羡慕极了。尤其是这里的女孩子，她们挤挤挨挨托文琦在花开后要来一支花。
文琦大大方方地问袁广泉：“能给我几支花吗？花开了以后。”
袁广泉摇摇头，说：“抱歉。”
文琦狡黠地补充道：“黄名宇让我要的。”
袁广泉还是摇摇头。
文琦失望地看着我，恨铁不成钢地叹口气。
我晚上去找袁广泉的时候，看见那盆玫瑰放在他桌子上，手指拨拨花苞，问他为什么养花。
袁广泉很腼腆地告诉我：“要送给别人。”
“送谁?文琦吗？”
袁广泉说不是。
我依次又追问了剩下女孩儿的名字，袁广泉都说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难道你是要送给我吗？”
他的脸红了。却没回我话。
我咽了口唾沫，决定还是避开这个话题。
但是袁广泉却着急了，他过来拉住我的手腕，逼着我看他，嘴里急切快速地吐出一连串的俄语。
他的目光坚定又热切，但触及我懵懂的眼神，却像被烫着了一样瑟缩了一下。
他松开手说：“没有什么。”
我的脾气上来了。
我指着花问他：“袁广泉，你想说什么意思？”
话出口我就后悔了，他对我这样好，我却在这里仗着他的温柔趾高气昂地朝他发脾气。
我却真的感觉愤怒又酸涩，我贪图他那一点温柔，一丝一毫都不愿意把它分给别人。
袁广泉惊愕地站在原地。
西伯利亚冷风的熏染还是让他的血液里染上孤注一掷的赌徒情节，这点躁动的因子烧得他突然醒悟过来。他冲到桌边大力地拉开抽屉，摔摔打打的声音里摸出一把剪刀，对着玫瑰的根部狠狠剪下去。
一把破碎的玫瑰递到了我的面前。
袁广泉有点喘，像是压抑了许久的兴奋。
“给你，是你的，只能是我给你的。”
这回换我愣住了。
玫瑰花的花瓣柔软，被我攥紧的手指捏出汁来，在他吻我额头的时候。
这个吻甜得发腻，让我两股战战几乎要摔倒在地。玫瑰花的花梗还握在他手里，我居然神游天外地想。
袁广泉小心翼翼地退开看我，另一只手发狠握住我的手。我嗫嚅了半天，只憋出一句话：“那只手不疼吗?”
袁广泉被我逗笑了，边笑边说：“疼。”
他说：“花不要了。”
我没有回话，我那点龌龊的独占欲和长久乖顺的逆反心理被他用另一种方式勾起来，想挣扎也想放弃挣扎。
他又说：“要你，花不要了。”
我不挣扎了。
1958年的6月19日，我再放纵一次。
一年过得很快，他教了我很多东西。他懂很多，受他本来性格的影响，他的计算总是周密严谨。他有一个很厚很厚的本子，记录了许多重要数据和公式，反复要求我理解。文琦捕风捉影地知道我们的关系后更加大声地夸耀自己目光长远。
他总是很巧妙地和我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是我的爱人，我的兄长，我最亲密的战友和导师。
我们在戈壁的落日余晖中接吻。
1960年年末，苏联毁约，中苏合作项目中止。
苏联专家们很惊慌，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好意，仍然愿意留下来帮我们，反复和苏联上级协商和确认后，他们只能抱歉地说：“对不起，合作中止了。”
我出奇平静地看着这件事情发生。
我天生地做好向死而生的准备，同样适用于我的爱情。
我们领导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回去?”
苏联的领导苦着脸：“我们已经争取了今天进行交接，明天早晨就走。”
晚餐时候我没有看见袁广泉。
我去他的房间找他，他像一根萎蔫的枯草坐在桌子边，过了许久他说：“我要走了。”
......
我知道你要走了。
“撤走百分之七十的资料和所有人。”
我过去蹲在他腿边，说：“他们走不走我不管。”
袁广泉把头埋进手掌。
我知道他没哭，这个男人从来不哭，没有事情会打败他。
他过了一会儿抬起头说：“那个笔记本，我留给你，你要收好。”
他又摸摸我的头：“那本笔记本能让你走得更远。”
他伏案疾书，我在桌子一旁看他。他年轻好看，学问也好，是一个温柔的男人。砖楼保暖很好，里面的炭盆烧得很暖，黄色的灯光打在他清隽的脸上，那会儿我就知道什么叫眉目如画了。他很少说话，但是喜欢听我说许多，像我哥哥一样。我这次没有说话。
我看了他一个晚上，以为这样就能记住他。计算是很枯燥的事情，天快亮时候他终于完成了大部分内容，我流着泪吻他干裂的嘴。
他的脸颊湿润，是他自己打湿的。
他说了许多遍我爱你，但最后还逼着我睡过去，明天还有很繁重的工作。他有意轻描淡写地退出我的世界，用最正常不过的日子粗糙地斩断我的爱情。
我躺在枕头上，拉好被子。我感觉到他在床边坐了很久，我哭得满脸通红，他只好拿手背试了试我额头的温度，应该又和自己额头的温度做了比较，他的手第二次又探过来，我想这可能是他的母亲做过的。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水杯里有水，搁在床头柜离我有段距离。等我连滚带爬从他床上下来，看见他书桌上放了一小沓草稿纸清晰地写着计算过程，夹在笔记本里，在桌子上大大方方地放着。
我抬手用手背贴住额头，总感觉上面还留着他手背的微凉的温度。
但这一回他却已经离开了我。
我离开荒凉的戈壁滩是他离开后的第二十四年，艰苦边远地区50岁退休，那会儿我是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我收到许许多多没有寄出的信件，随手打开一封，发现里面写的是一串俄文，我半生沧桑已过，看见信眼泪却扑簌簌流下。
他在2000年去世，二十世纪的事情随着他的去世就此烟消云散。这是经过后来我去俄罗斯的孙子多方打听后我才知道，传来的消息大多都是他的身后事了。他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和儿女，他的一生被封锁在保密等级最高的研究所里，而他的爱情被封锁在昏黄色的中国戈壁滩的灯光中。时间的齿轮平稳又飞速地旋转，带着世界的履带向前奔跑，一切好像都在变化，但总是有些东西是没法改变的。
我突然感觉身边时光倒带擦肩而去，我重新回到我再也回不去的戈壁。他是一个孩子一样的爱人，用手拢住摇摆的烛光，闭着眼睛吻我的额头，太真太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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